文化产业健康规范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强化文化法学的理论研究，完善文化法学学科体系，壮大文化法治人才队伍。”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杨懿在近日举行的首届文化法治论坛上表示。

　　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给文化法治带来新的挑战。本次论坛特设“文化法治的新面向”单元，与会嘉宾围绕文化法学与数字法学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网络平台治理、游戏企业出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文化法学与数字法学存在共通性，二者都需要平衡安全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辉介绍。

　　他进一步指出，文化法学目前的理论框架主要以领域法展开，大致包括新闻出版、著作权、电影、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文艺、旅游、宣传文化、党内法规九个板块。而数字法学可以定位为四个方面：一是网络法治，主要是指网络的基础设施和运行安全相关制度；二是信息法治，主要是指内容服务、信息服务秩序相关制度；三是数据法治，主要是指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四是智能法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法治等。

　　周辉表示，文化法学与数字法学存在明显的交叉问题，面向未来，应采取不同的研究方式，发挥不同的学科特点，着眼于文化强国和数字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不同领域下的具化理论和制度建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政治部教培组组长叶衍瑛深入检视当前涉文化领域审判和相关人才培养现状，结合该院构建的司法助力文明引领、文物保护、文艺繁荣、文创发展“四位一体”工作格局和相关人才培养的经验做法，提出了未来努力的三个方向。她认为，涉文化领域审判人才应当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确保案件审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文化效果的有机统一，当前法院在服务保障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要找准着力点，注重对该领域案件的系统整合、体系呈现，进一步提升司法队伍服务保障文化发展的素质能力。

　　“未来，应从三方面进一步下功夫：一是紧扣核心素质能力，多方位锤炼，加强典型案例推树，强化审判研究规则梳理等。二是要紧扣涉文化领域审判队伍长远发展，全链条培养。三是要紧扣审判职能、人才集群和法院文化发展三方面的辐射作用，积极作为。”叶衍瑛说。

　　ChatGPT火爆出圈，引发社会各界对其潜藏风险的担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赵精武分析了ChatGPT背后AI技术风险的治理思考。

　　他提出，ChatGPT的强大功能诱发了各类技术风险，现阶段常见思维是，通过完善立法或创设特别条款的方式规范ChatGPT的风险，在ChatGPT尚未明确增加新的风险类型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在现有安全评估框架下嵌入伦理审查机制，ChatGPT下的风险仍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制，现阶段对ChatGPT的治理需要转化为科技伦理、法律、技术的多元治理框架。

　　“立法需要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人工智能法治体系步入新阶段的当下，更迫切的治理需求是如何引导企业、个人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品。”赵精武说。

　　腾讯研究院数字内容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宏洁在谈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时指出，AIGC已能够直接触达普通用户，而不单单是体验式的、娱乐性的产品。“AIGC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带来效率、成本、交互方式的革命。”

　　他表示，目前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呈现五大趋势，分别是：消费体验上的内容形态不断“全真化”；用户感官体验丰富化，“在场”即将来临；交互方式的多维与自然化，人机交互越来越便捷；消费终端日渐多元和通用化；创作的内容工业化和智能化。展望未来，文化科技融合大有可为，作为前沿技术的积极拥抱者和集大成者，文化数字化在反哺科技创新和跨界到其他领域，以及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帮助实现文化目的等方面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特别值得从全球科技竞争和文化竞争的角度，重视如何更好地促进文化科技的创新与跨界融合。

　　“当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心正处于以平台为治理对象、治理权力回归民族国家的新阶段。面对海量的用户生成内容，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在治理手段上的不足越发明显。”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曹然说。

　　曹然分析了目前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规制、内容审核和内容策展方面的困境，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第一，跳出法律框架当中发言者、发布者和分销商的限制；第二，采取共同规制的新形式，公平地分布平台用户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推动内容策展形式的公平性、可问责性和公平度。

　　“在我国当前强监管互联网阶段，国家再度成为内容治理的主体，能否取得治理实效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通过比较域外平台内容治理模式，有利于彰显我国平台内容治理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厘清和规避现存问题。”曹然表示。

　　“网络平台的治理仅仅依靠平台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天津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系系主任郭婧滢围绕“网络社交平台数字治理的政府责任”主题进行分享。她认为，网络社交平台是数字治理中处在中心连接点的位置，是治理的关键，网络社交平台由于其特殊的传播特征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需要更高层次立法划分政府职权，通过数字赋能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监管平台强大的数据算法，通过程序提供安全审查的救济路径。

　　“随着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深入，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也开始在立足内容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反垄断等领域的监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曾田分析了在文化产业领域如何监管经营者集中竞争行为，如何建立起长效激励创新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的问题。

　　她认为，基于平台的资本优势，我国目前优质内容资源集中程度过高，存在阻碍内容产业衍生性创新的市场风险，可以结合内容产业特性构建以内容版权资源为中心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方式，初步审查时评估并购是否造成优质版权内容的过度集中，实质审查除了传统的单边效应与协调效应之外，更需要关注对创新影响的程度，可从是否阻碍潜在产品和服务出现考虑，在救济层面上应以行为性救济为主。

　　游戏出海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加强的表现之一。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游戏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很多游戏公司纷纷将出海列为业务重心，但事实上成功出海的游戏企业并不多，中国游戏的海外推广面临着很大困境。

　　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磊与会阐述了游戏企业出海现状及痛点。“在海外发行游戏，往往会出现难以本地化运营的问题，本地化运营需要经验、投入、当地的发行团队等多种条件，这对于资金不够充裕的中小开发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此外，各国监管机构对于出海游戏公司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海外玩家对游戏内容提出反馈的频率也在逐年提高。同时，客诉率也同步提高”。

　　“出海合规整体围绕着运营合规而来，合法仅仅是出海合规的一个层面，除了熟悉法律和政策之外，企业还应了解各国监管倾向和玩家敏感点，对舆情敏感，熟悉文化和用户心理。”孙磊建议。

　　据悉，首届文化法治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设置“文化法学学科建设与文化法治重大问题”“文化传承与文化中心建设的法治保障”和“文化法治的新面向”三个单元。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法规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政策法规司、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党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全国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文化传媒企事业单位的近60位专家参会。

　　以上内容与证券之星立场无关。证券之星发布此内容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证券之星对其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保证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原创性等。相关内容不对各位读者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对该内容存在异议，或发现违法及不良信息，请发送邮件至，我们将安排核实处理。